赵、魏、韩共灭强大的智氏,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而复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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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国分裂后,其王室势力日益衰落,代之而起的是居重臣之位的范、智、中行、赵、韩、魏六卿势力。范氏、中行氏,首先为以智氏为盟主的四氏联军攻灭。智伯荀瑶是春秋末期晋国涌现出来的一位才干出众,智谋过人的领袖,是荀氏家族第五位,智氏家族第三位正卿。在其执政期间,热衷于扩大智氏家族势力,使晋国朝政呈现出智氏一家独大,力压三卿的局面,已具备独代晋宗的一切物质条件,却最终身死人手为天下笑。智氏灭亡的原因是:智伯“才有余而德不足”“贪而愎”。也就是智伯聪明、坚强、果毅,能力有余,但不够正直、公道、仁厚,德性不足;贪得无厌,好大喜功,刚愎自用,不纳谏言,独断专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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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初,晋国的智宣子想以智瑶为继承人,族人智果说:“他不如智宵。”宣子说:“智宵也刚愎凶狠。”智果回答说:“智宵的凶狠在表面,智瑶的凶狠在心里。内心凶狠要败坏国家,表面凶狠并不要紧。智瑶有超越他人的五项长处,只有一项短处。美发高大是长处,精于骑射是长处,才艺双全是长处,能写善辩是长处,坚毅果敢是长处。虽然如此却很不仁厚。如果他以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恶事,谁能和他和睦相处?要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,那么智氏宗族一定灭亡。”智宣子置之不理。智果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族姓氏,另立为辅氏。等到智氏灭亡时,只有辅果一支保全下来。

智伯经常暴露出其骄横的本性。晋出公九年(公元前466年),智伯与赵襄子一同率兵包围郑国京师,智伯让赵襄子率先领军攻城,赵襄子则用外交辞令推脱说:“主人在这里,我岂敢先于主而抢功,还是您先来吧!”智伯气愤地骂道:“你相貌丑陋,又懦弱胆怯,为什么成了赵氏的继承人呢?”赵襄子回答说:“因为我能够忍受耻辱,也许对赵氏宗族没有害处吧!”

四年之后,智伯与赵襄子再次一同率兵讨伐郑国,智伯醉酒之后,强灌赵襄子喝酒,遭襄子拒绝,智伯竟将酒杯扔到赵襄子脸上。尽管如此,他不但没有赔礼修好,反而在回国之后,向赵简子建议,废掉赵襄子的世子身份。如此专横的行径,致使赵襄子与智氏结怨甚深。

智伯独擅晋国大权之后,更加不可一世。他在蓝台与韩康子、魏桓子宴饮,竟在酒宴上戏弄韩康子,并且侮辱魏桓子的家臣段规。有人进谏,说这样做恐怕招夹祸患。智伯大言炎炎,说:“难将由我,我不为难,谁敢兴之!”似乎韩、魏诸宗的命脉操纵在他的手里,别人对他是无可奈何,过高地估计自己,而低估了赵、韩、魏三家的力量。

同时,智伯的贪相和野心充分暴露。智伯建造的宫室很华美,他的家臣士茁晚上到智伯那里。智伯曰:“室美夫!”对曰:“美则美矣;抑臣亦有惧也。”智伯曰:“何惧?”对曰:“臣以秉笔事君,志有之曰:‘高山峻原,不生草木。松柏之地,其土不肥。’今土木胜,臣惧其不安人也。”西周礼制的核心是社会尊卑等级制,不仅规范人与人之间不可僭越的等级秩序,也按照社会等级规定了建筑不可僭越的营造法式。“器以礼藏”,建筑是礼的物态表现。引申而言,“室”在西周春秋时代,主要是用来表示一种宗法血缘体,智伯借以炫耀氏族势力强大。智伯建筑宫室僭越礼制,是野心膨胀所致,发展下去会多行不义必自毙,所以家臣深感不安和恐惧。

智伯假借晋侯之命,巧以恢复晋国霸业为由,公然向韩、魏、赵三家各索要土地一百亩和一万家户口。智伯向韩康子要地,韩康子想不给。段规说:“智瑶贪财好利,又刚愎自用,如果不给,一定讨伐我们,不如姑且给他。他拿到地更加狂妄,一定又会向别人索要;别人不给,他必定向人动武用兵,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伺机行动了。”韩康子说:“好主意。”便派了使臣去送上有万户居民的领地。智瑶大喜,果然又向魏桓子提出索地要求,魏桓子想不给。家相任章问:“为什么不给呢?”魏桓子说:“无缘无故来要地,所以不给。”任章说:“智瑶无缘无故强索他人领地,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官员的警惧;我们给智瑶地,他一定会骄傲。他骄傲而轻敌,我们警惧而互相亲善;用精诚团结之兵来对付狂妄轻敌的智瑶,智家的命运一定不会长久了。《周书》说:‘要打败敌人,必须暂时听从他;要夺取敌人利益,必须先给他一些好处。’主公不如先答应智瑶的要求,让他骄傲自大,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盟友共同图谋,又何必单独以我们作智瑶的靶子呢!”魏桓子说:“对。”也交给智瑶一个有万户的封地。然而,赵氏却是一个钉子户,赵襄子怒斥智伯,说土地是祖先留下来的产业,凭什么送给人!拒绝献出智伯索要的蔡、皋狼之地。

智伯极为愤怒,调动智氏军队,并邀请实质是命令韩氏、魏氏一起出兵,征伐赵氏,同时允诺没收赵氏领地后,由智氏、韩氏、魏氏共同瓜分。韩氏、魏氏虽对瓜分赵氏土地不敢抱以期望,却也在被迫之下出兵协战。赵氏凭借城池坚固,粮食充足,死守晋阳,联军攻城三月无果。丧心病狂的智伯竟然引汾河之水猛灌晋阳,城中百姓溺死无数。后来由于联军围城长达三年,造成城中粮食极度短缺,一些百姓不得已“易子而食”,原本驯良的晋阳百姓有了即将造反的情势。赵襄子知道要是再打不开这样的困局,结果只有毁灭一途。经过分析,赵襄子决定派人暗中向韩氏、魏氏做说服工作,说明赵氏被灭之后的灾祸就会轮到他们的头上,只有三氏合智合力对抗智氏,才能共存共荣。韩氏、魏氏本来就对智氏怀有愤恨和戒心,遂决定反戈一击。赵氏利用大堰蓄水和人工掘堤的办法,实施反方向灌水作战,结果被拦截的汾河之水以万马奔腾之势冲进智氏阵地,韩氏、魏氏军队同时从敌军两翼发动突袭,赵氏军队也趁机打开晋阳正门以不可阻挡之势扑向敌营。智氏军队一败涂地,不可一世的智伯见大势已去,遂乘坐木筏逃跑,刚到河边,就被赵氏伏兵擒获并斩杀。智氏就这样被灭掉了,土地被赵、韩、魏所瓜分。

晋出公二十二年(前453),赵﹑韩﹑魏共灭智氏。智伯家臣豫让,为报智伯知遇之恩,谋刺赵襄子,未遂,伏剑自杀。

豫让先侍奉范氏,后侍奉中山氏,但都默默无闻,没显示出文韬武略,与普通人无异,因此,范氏、中山氏也只把他当做普通人看待,用豫让自己的话说:“我寒而不我衣,我饥而不我食,而时使我与千人共其养,是众人畜我也。”但豫让认为,“夫众人畜我者,我亦众人事之”。也就是说,范氏、中山氏像对待普通大众那样对待我,我就像普通大众那样为他们做事。这就陷入了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的逻辑怪圈。“事君,敬其事而后其食”。在范氏、中山氏看来,岗位靠竞争,收入靠贡献,论功行赏,无功不受禄,乃天经地义,世上哪有事功微微而名利汹汹的道理;豫让却不以为然,话语中暗含:只有先行重用、厚遇自己,自己才能有所作为。两者暗中较劲:一方强调先取后予,只有先作为,而后方可重用厚遇之;一方则坚持先予后取,不给名利不作为。相持不下的结果,是豫让再次跳槽,成为智伯的家臣。豫让在智氏地位、待遇都很高。豫让不无炫耀地对人说:“出门让我坐车,进门给我足够的供养,大庭广众,必然对我施以礼节,这是以国士来待我呀。以国士待我者,我也以国士的水准为他办事。”

明代大臣方孝孺在《豫让论》中指出:豫让既然自己说智伯以国士对待他,国士就是救国之士嘛!当智伯索求土地而贪心不已之日,纵欲肆暴之时,做为国士的豫让,正应该拿出自己的能力站在应有的地位上,谆谆地告诉他:“诸侯和大夫都应该安守各自的封地,不应互相争夺,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。如今无故索取土地于人家,人家不给,我们必然要心生气忿;人家给了,那我们就必然要心生骄气。气忿必定会争夺,争夺必然会失败;骄纵必定要傲慢,傲慢必然要灭亡。”如若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,冒死进谏,或许会使智伯醒悟,采取正确的策略,保全智宗,守其祭祀。可豫让在当时,从无一句话来启发觉悟主君的心,眼看着智伯的危险以至灭亡,好似袖手旁观,坐等胜败,所谓“国士”的报答,能是这样的吗?由此看来,豫让是不够国士资格的,也难怪范氏、中山氏把他当做普通人看待。王安石亦曾说过,予独怪智伯国士豫让,岂顾不用其策耶?让诚国士也,曾不能逆策三晋,救智伯之亡,一死区区,尚足校哉?

其实,豫让选择侍奉智伯本来就是错误的。当初,晋国的智宣子想以智瑶为继承人,族人智果认为,智瑶才胜于德,选择他为继承人,智氏宗族会灭亡,智宣子置之不理。智果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族姓氏,另立为辅氏。但豫让目光短浅,容易被假象所蒙蔽,缺乏深远的预见性,仍以侍奉智伯为荣光。

智氏被灭,赵襄子把智伯的头盖骨涂漆后做成了酒器,每逢大宴宾客的时候,就特地把它摆出来,以表示对智伯的极端仇恨。豫让遁逃山中,曰:“嗟乎!士为知己者死,女为说己者容。今智伯知我,我必为报雠而死,以报智伯,则吾魂魄不愧矣。”他先是改换姓名,混入罪犯之中,怀揣匕首到赵襄子宫中清理厕所,因行迹暴露而被逮捕。审问时他直言:“欲为智伯报仇!”赵襄子觉得他忠勇可嘉,将他释放。

豫让获释后仍不甘心,他将漆涂在身上,使皮肤肿烂,剃掉胡子眉毛,同时吞吃炭块,致嗓子变哑,使人认不出他的本来面目。豫让摸准了赵襄子的出行路线和时间,埋伏在一座桥下,赵襄子过桥坐骑受惊,怀疑桥下有行刺之人,而且这个刺客很可能就是豫让,于是派手下人去打探,果然又是豫让。赵襄子虽为他忠心报主的行为所感动,但又觉得不能再将他放掉。豫让知道生还无望,无法完成刺杀任务,请求赵襄子脱下外衣让其象征性地刺杀几下,以示为智伯报了仇恨。赵襄子应允,派人拿着自己的衣裳给豫让,豫让拔出剑多次跳起来击刺它。豫让取得了阿Q式的胜利后,仰天大呼:“吾可以下报智伯矣!”遂自刎而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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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伯经常暴露出其骄横的本性。晋出公九年(公元前466年),智伯与赵襄子一同率兵包围郑国京师,智伯让赵襄子率先领军攻城,赵襄子则用外交辞令推脱说:“主人在这里,我岂敢先于主而抢功,还是您先来吧!”智伯气愤地骂道:“你相貌丑陋,又懦弱胆怯,为什么成了赵氏的继承人呢?”赵襄子回答说:“因为我能够忍受耻辱,也许对赵氏宗族没有害处吧!”

四年之后,智伯与赵襄子再次一同率兵讨伐郑国,智伯醉酒之后,强灌赵襄子喝酒,遭襄子拒绝,智伯竟将酒杯扔到赵襄子脸上。尽管如此,他不但没有赔礼修好,反而在回国之后,向赵简子建议,废掉赵襄子的世子身份。如此专横的行径,致使赵襄子与智氏结怨甚深。

智伯独擅晋国大权之后,更加不可一世。他在蓝台与韩康子、魏桓子宴饮,竟在酒宴上戏弄韩康子,并且侮辱魏桓子的家臣段规。有人进谏,说这样做恐怕招夹祸患。智伯大言炎炎,说:“难将由我,我不为难,谁敢兴之!”似乎韩、魏诸宗的命脉操纵在他的手里,别人对他是无可奈何,过高地估计自己,而低估了赵、韩、魏三家的力量。

同时,智伯的贪相和野心充分暴露。智伯建造的宫室很华美,他的家臣士茁晚上到智伯那里。智伯曰:“室美夫!”对曰:“美则美矣;抑臣亦有惧也。”智伯曰:“何惧?”对曰:“臣以秉笔事君,志有之曰:‘高山峻原,不生草木。松柏之地,其土不肥。’今土木胜,臣惧其不安人也。”西周礼制的核心是社会尊卑等级制,不仅规范人与人之间不可僭越的等级秩序,也按照社会等级规定了建筑不可僭越的营造法式。“器以礼藏”,建筑是礼的物态表现。引申而言,“室”在西周春秋时代,主要是用来表示一种宗法血缘体,智伯借以炫耀氏族势力强大。智伯建筑宫室僭越礼制,是野心膨胀所致,发展下去会多行不义必自毙,所以家臣深感不安和恐惧。

智伯假借晋侯之命,巧以恢复晋国霸业为由,公然向韩、魏、赵三家各索要土地一百亩和一万家户口。智伯向韩康子要地,韩康子想不给。段规说:“智瑶贪财好利,又刚愎自用,如果不给,一定讨伐我们,不如姑且给他。他拿到地更加狂妄,一定又会向别人索要;别人不给,他必定向人动武用兵,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伺机行动了。”韩康子说:“好主意。”便派了使臣去送上有万户居民的领地。智瑶大喜,果然又向魏桓子提出索地要求,魏桓子想不给。家相任章问:“为什么不给呢?”魏桓子说:“无缘无故来要地,所以不给。”任章说:“智瑶无缘无故强索他人领地,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官员的警惧;我们给智瑶地,他一定会骄傲。他骄傲而轻敌,我们警惧而互相亲善;用精诚团结之兵来对付狂妄轻敌的智瑶,智家的命运一定不会长久了。《周书》说:‘要打败敌人,必须暂时听从他;要夺取敌人利益,必须先给他一些好处。’主公不如先答应智瑶的要求,让他骄傲自大,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盟友共同图谋,又何必单独以我们作智瑶的靶子呢!”魏桓子说:“对。”也交给智瑶一个有万户的封地。然而,赵氏却是一个钉子户,赵襄子怒斥智伯,说土地是祖先留下来的产业,凭什么送给人!拒绝献出智伯索要的蔡、皋狼之地。

智伯极为愤怒,调动智氏军队,并邀请实质是命令韩氏、魏氏一起出兵,征伐赵氏,同时允诺没收赵氏领地后,由智氏、韩氏、魏氏共同瓜分。韩氏、魏氏虽对瓜分赵氏土地不敢抱以期望,却也在被迫之下出兵协战。赵氏凭借城池坚固,粮食充足,死守晋阳,联军攻城三月无果。丧心病狂的智伯竟然引汾河之水猛灌晋阳,城中百姓溺死无数。后来由于联军围城长达三年,造成城中粮食极度短缺,一些百姓不得已“易子而食”,原本驯良的晋阳百姓有了即将造反的情势。赵襄子知道要是再打不开这样的困局,结果只有毁灭一途。经过分析,赵襄子决定派人暗中向韩氏、魏氏做说服工作,说明赵氏被灭之后的灾祸就会轮到他们的头上,只有三氏合智合力对抗智氏,才能共存共荣。韩氏、魏氏本来就对智氏怀有愤恨和戒心,遂决定反戈一击。赵氏利用大堰蓄水和人工掘堤的办法,实施反方向灌水作战,结果被拦截的汾河之水以万马奔腾之势冲进智氏阵地,韩氏、魏氏军队同时从敌军两翼发动突袭,赵氏军队也趁机打开晋阳正门以不可阻挡之势扑向敌营。智氏军队一败涂地,不可一世的智伯见大势已去,遂乘坐木筏逃跑,刚到河边,就被赵氏伏兵擒获并斩杀。智氏就这样被灭掉了,土地被赵、韩、魏所瓜分。

晋出公二十二年(前453),赵﹑韩﹑魏共灭智氏。智伯家臣豫让,为报智伯知遇之恩,谋刺赵襄子,未遂,伏剑自杀。

豫让先侍奉范氏,后侍奉中山氏,但都默默无闻,没显示出文韬武略,与普通人无异,因此,范氏、中山氏也只把他当做普通人看待,用豫让自己的话说:“我寒而不我衣,我饥而不我食,而时使我与千人共其养,是众人畜我也。”但豫让认为,“夫众人畜我者,我亦众人事之”。也就是说,范氏、中山氏像对待普通大众那样对待我,我就像普通大众那样为他们做事。这就陷入了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的逻辑怪圈。“事君,敬其事而后其食”。在范氏、中山氏看来,岗位靠竞争,收入靠贡献,论功行赏,无功不受禄,乃天经地义,世上哪有事功微微而名利汹汹的道理;豫让却不以为然,话语中暗含:只有先行重用、厚遇自己,自己才能有所作为。两者暗中较劲:一方强调先取后予,只有先作为,而后方可重用厚遇之;一方则坚持先予后取,不给名利不作为。相持不下的结果,是豫让再次跳槽,成为智伯的家臣。豫让在智氏地位、待遇都很高。豫让不无炫耀地对人说:“出门让我坐车,进门给我足够的供养,大庭广众,必然对我施以礼节,这是以国士来待我呀。以国士待我者,我也以国士的水准为他办事。”

明代大臣方孝孺在《豫让论》中指出:豫让既然自己说智伯以国士对待他,国士就是救国之士嘛!当智伯索求土地而贪心不已之日,纵欲肆暴之时,做为国士的豫让,正应该拿出自己的能力站在应有的地位上,谆谆地告诉他:“诸侯和大夫都应该安守各自的封地,不应互相争夺,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。如今无故索取土地于人家,人家不给,我们必然要心生气忿;人家给了,那我们就必然要心生骄气。气忿必定会争夺,争夺必然会失败;骄纵必定要傲慢,傲慢必然要灭亡。”如若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,冒死进谏,或许会使智伯醒悟,采取正确的策略,保全智宗,守其祭祀。可豫让在当时,从无一句话来启发觉悟主君的心,眼看着智伯的危险以至灭亡,好似袖手旁观,坐等胜败,所谓“国士”的报答,能是这样的吗?由此看来,豫让是不够国士资格的,也难怪范氏、中山氏把他当做普通人看待。王安石亦曾说过,予独怪智伯国士豫让,岂顾不用其策耶?让诚国士也,曾不能逆策三晋,救智伯之亡,一死区区,尚足校哉?

其实,豫让选择侍奉智伯本来就是错误的。当初,晋国的智宣子想以智瑶为继承人,族人智果认为,智瑶才胜于德,选择他为继承人,智氏宗族会灭亡,智宣子置之不理。智果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族姓氏,另立为辅氏。但豫让目光短浅,容易被假象所蒙蔽,缺乏深远的预见性,仍以侍奉智伯为荣光。

智氏被灭,赵襄子把智伯的头盖骨涂漆后做成了酒器,每逢大宴宾客的时候,就特地把它摆出来,以表示对智伯的极端仇恨。豫让遁逃山中,曰:“嗟乎!士为知己者死,女为说己者容。今智伯知我,我必为报雠而死,以报智伯,则吾魂魄不愧矣。”他先是改换姓名,混入罪犯之中,怀揣匕首到赵襄子宫中清理厕所,因行迹暴露而被逮捕。审问时他直言:“欲为智伯报仇!”赵襄子觉得他忠勇可嘉,将他释放。

豫让获释后仍不甘心,他将漆涂在身上,使皮肤肿烂,剃掉胡子眉毛,同时吞吃炭块,致嗓子变哑,使人认不出他的本来面目。豫让摸准了赵襄子的出行路线和时间,埋伏在一座桥下,赵襄子过桥坐骑受惊,怀疑桥下有行刺之人,而且这个刺客很可能就是豫让,于是派手下人去打探,果然又是豫让。赵襄子虽为他忠心报主的行为所感动,但又觉得不能再将他放掉。豫让知道生还无望,无法完成刺杀任务,请求赵襄子脱下外衣让其象征性地刺杀几下,以示为智伯报了仇恨。赵襄子应允,派人拿着自己的衣裳给豫让,豫让拔出剑多次跳起来击刺它。豫让取得了阿Q式的胜利后,仰天大呼:“吾可以下报智伯矣!”遂自刎而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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