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朝寿命不过三百年的魔咒,为何整个封建社会都没有打破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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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所周知,中国有着辉煌悠久的历史。自夏以降,中华文明已经历了23个朝代和混乱割据时期的更迭。在历代王朝周而复始的兴替中,有一组有趣的数据——历代封建王朝国祚,其兴亡间延续都不超过300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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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朝从公元前221年到前207年,共两帝一王,享国14年;汉朝从前202年到220年,共二十九帝,享国407年;晋朝从公元266年到公元420年,传十五帝,享国155年;隋朝从公元581年到619年,享国38年;唐朝从公元618年到907年,共二十一帝,享国289年;宋朝从公元960年到1279年,共历十八帝,享国319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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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朝从公元1271年到1368年,传五世十一帝,历时98年;明朝从公元1368年到 1644年,共传十六帝,享国276年;清朝从公元1636年到1912年,共传十帝,享国276年。

图1:中国历史纪年表(夏~清)

以上数据,需要解释一下的是,两汉虽看着有407年,但中间有新朝王莽篡汉,事实上中断了15年,并没有完全的连贯起来;两宋之中,北宋四面受敌,享国167年,南宋苟且偷生,活了152年,加起来也才319年,如果硬要算作一朝,也仅仅是勉勉强强撑过300年的大限,多活了19年而已。

真所谓“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, 从秦合六国,到清朝覆灭,历代王朝走马灯般此兴彼亡。兴亡间竟都不过300年,这就像“人身不过百”的寿限一样,是封建王朝头上悬着的一个魔咒,究竟是何原因,让这些它们都逃不开这个“兴亡周期律”呢?

要分析这个问题,我们不妨先看看历史上各主要朝代都因何败亡,看从中能否梳理出一点蛛丝马迹,再由此顺藤摸瓜,去寻找出更深层次的因素,也许能获得更系统更深层次的认识。

01古代封建王朝因何败亡?

秦王朝(公元前221年-公元前206年)亡于两大原因,一是统一后,没有给人民休养生息,徭役、兵役、赋税负担沉重,严刑酷法,终于激起民变;二是原六国贵族后裔复辟势力过于强大,各地起义风起云涌时,而统治者却忙于宫廷斗争,最终导致秦朝内部统治四分五裂,完全丧失平叛的主动权。

汉王朝(前202—公元220年)灭亡则是由于娃娃皇帝太多,太后临朝,依靠外戚掌权,导致外戚、宦官势力膨胀,各自结成利益集团,无休止的争斗乱政;另一方面地主豪势力强大,后期形成地方割据势力,中央失去控制。

唐王朝(618—907年)又亡于边患不断(如安史之乱、安南叛乱、外有吐蕃入侵等),藩镇割据,加上宦官专权(如李辅国等),党争内耗(如牛李党争),长年战乱严重地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,阻碍了经济发展,引起农民起义与外族入侵。

宋王朝(960—1279年)则死于强干弱枝,以文制武的方针,造成了军队内相互牵制,动辄掣肘,弊病丛生;统治阶层对军事的无知、无能、不作为,导致了开封防御战的失利;皇帝昏庸,朝政腐败,政治内斗严重,以及军费开支较大,百姓负担过重。

元王朝(1271-1368) 的灭亡是由于贵族生活糜烂,吏治腐败,政府信用破产,土地兼并严重;不平等的民族等级制度,以及对人民压迫欺凌严重;不注重管理,只会用武力打江山等。

明王朝(1368-1644年)则亡于内忧外患,文官集团膨胀,权力过大,以及后期阉党专政危害统治;外敌袭扰不断,政府添兵设饷,军费较大,造成财政经济危机;天灾人祸相继发生,造成流民数量大增,农民起义不断影响稳定;吴三桂引清兵入关,自毁长城,帮助满清捡现成江山。

清王朝(1644年—1912年)无疑死于闭关锁国,导致思想、制度、科技落后,政治的黑暗腐朽,以及统治者本身腐化弱软无能,面对列强的入侵,只知一味的委曲求全、割地赔款;后来清末民怨沸腾,军队失控(陆军新军在国内的变乱中倒戈相向)及其职能倒转(军队的职能只能对外而不是对内),覆灭了大清王朝。

综合分析历代封建王朝覆亡的原因,我们发现:每一次朝代更迭,其背后都是两股力量相互博弈——中央政权(君)与地方政权(臣)。

02贯穿整个封建时代的较量:

朝廷(君)VS地方(臣)

我们知道,秦朝亡于农民起义。但是,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。类似于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,都缺乏指导思想与组织能力,难成大事,后来他们的失败也证明确实如此,真正打倒秦国镇压力量的是项羽——楚国贵族后裔。

真正王朝的覆灭,往往是既得利益层自身分化的结果,是地方权贵对朝廷政权的反叛——他们趁着农民起义的熊熊战火,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”,攫取了政治果实。

项羽是如此,虽然他后来又为刘邦所败;东汉末年袁绍、孙坚、曹操等各路军阀,也正是借着黄巾军的起义发展壮大,最后曹魏篡汉;隋朝末年,虽然农民起义此起彼伏,但是其力量从来未能进如关中政治核心区,最后是被关陇贵族李渊集团偷袭成功夺取天下建立大唐;北周末年,禁军统领赵匡胤陈桥兵变,黄袍加身,建立大宋;清朝末年,趁着革命党起义爆发,北洋新军袁世凯集团攫取政治果实……

这就像一个“斗地主”的游戏,农民把大地主的好牌耗尽,权贵趁机“暗度陈仓”收网,这些最后收获果实的人,要么是前朝的重臣,要么是地方贵族。

图2:就像斗地主游戏一样,农民起义把地主的好牌资源耗尽,第三方趁机收网

实际上自有国家以来,朝廷与地方政府向来就关系微妙,既要相互依存,又有不可调和的矛盾。

一方面,两者相互依存。中央要实现全国的统治,必须依靠地方政府进行管理,上级命令下级,下级服从上级。中央与地方同属统治阶级,需要共同面对百姓,从这个角度来说,中央与地方都是统治阶层,应该是统一战线,互为彼此,互为依托的。

另一方面,他们又各有想法,不可调和。中央是“无限责任公司”,是整个国家的象征,往往要考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平衡;而地方政府则是“有限责任公司”,地方官一旦任期满即可调走,不需要对老百姓负责到底。这就导致了为了满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,地方官就会在政策上动手脚。中央要稳定,地方权贵要发展,要自身力量的壮大,两者本不一致。

图3:中央与地方、百姓所求并不一致

纵观历史上的王朝,有的由盛转衰,有的由衰转盛,它们都有一条共同的主线,那便是伴随着“朝廷VS地方“的博弈结果出现。

汉朝时吴王刘濞就依靠大海的优势采铜铸钱,煮盐贩卖,牟取暴利,还暗地里训练兵士,图谋造反,“豪强大家,得管山海之利,采铁石鼓铸,煮盐。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,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。远去乡里,弃坟墓,依倚大家,聚深山穷泽之中,成奸伪之业”,造成了“以资强暴,遂其贪心、众邪群众,私门成党“的局面,直至酿成”七国之乱“。幸得老将周亚夫力挽狂澜,平定了祸乱,这也标志着西汉地方势力的威胁基本清楚,汉王朝由此真正开启了大一统时代,为后来汉武帝拒全国之兵打击匈奴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唐朝在“贞观之治”后,享受了一个多世纪的繁荣富庶,被一场“安史之乱”搅得“山河破碎”,藩镇割据尾大不掉,再难回天。

明朝在建国后不久就因地方藩王势力与中央冲突,爆发了“靖难之役”,从那以后“北平“作“北京”,北方的地方政权取代了南京的朝廷,开启了“永乐盛世”。

清朝在统一后不久,南方三个藩王势力膨胀,经过康熙帝强力打压,历经七年才结束“三藩之乱”,清王朝随后也就迎来了“康乾盛世”。

透过现象看本质,反观这系列的历史事件,我们发现:凡是促成了统一的博弈结果,社会稳定,都带来了“盛世”;凡是促成了分裂的结果,社会不稳定,都带来了“衰败”——“稳定”与“发展”,仿佛就是形与影,相伴相随。

图4:统一则治,带来盛世,分裂则乱,带来衰败

合则治,分则乱,中国人对于“统一”的心结,也许正是这一次次的历史经验,凝结而成。正如汤因比所说:“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崛起最终终结了‘乱世’,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一代人对于大一统国家自然是无比向往,感激涕零”。

显然,最终决定这场朝廷与地方较量胜负结果的,是双方的力量对比。

西汉时期,南方的吴、楚等藩国虽有封地,但是诸侯王只有经济专属权,没有军权,所以在”维稳“的最后一个环节”军队“上,朝廷掌握了主动权,大量精锐部队碾压了叛军的乌合之众,仅仅十个月就平定了“七国之乱”。

唐玄宗后期,由于募兵制 兴起,边镇节度使借此扩充了军事力量。到天宝年间,边镇节度使比内地兵额已然多出6倍之多,形成了“内轻外重“的局面,各节度使拥兵自重已经是难以避免的了,尤其是安禄山,除了军权外还兼有民政。财政、司法、监察等事务,一旦割据自立,能奈他何?

那是不是说朝廷越强,地方越弱就越好?当然不是的。宋朝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。

宋朝吸取了唐朝的教训,定下了“重文轻武,强干弱枝”的基本国策,一方面重用文人,降低武将的地位,对军队处处设防;另一方面为了加强中央集权,在官员设置上相互掣肘,使得各级地方政府组织松散,冗员低效,无法与中央抗衡。

为了避免重蹈唐朝藩镇割据的覆辙,宋朝不再重用武将,国家要害机关全由文人掌控。终宋一朝,我们发现只有两位武将进入过决策层——狄青与岳飞,前者后被迫辞职而郁郁早亡,后者更是被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处死,寻根究底,大概是因为害怕武将拥兵自重,威胁中央吧。而且在军力布置上,也是内重外轻。全国大量军队都守卫在京城附近,成为“禁军”,地方上只有非正规军,成为“厢军”,只负责修河堤、搞生产。如此一来,朝廷对地方就拥有了绝对的军事优势。宋仁宗时,禁军数量多达八十万,其冗兵之重,可见一斑。

图5:《水浒传》里豹子头林冲就是“八十万禁军教头”

那么宋朝对文官放心了吗?也没有。宋朝对各级地方官员的分权用“错综复杂”四字形容一点也不为过,其核心精神可以概括为四个字——岗职分离。复杂到什么程度呢?哪怕告诉你官名,你仍然不知道这官员是干啥的。“中书令、侍中、尚书令,不与朝政,侍郎、给事不领省职,左右谏议无言(进谏)责,而起居郎、起居舍人不执记事之笔;至于仆射、尚书、丞、郎、郎中、员外,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……秘书、殿中二省,名存实废;惟内侍所掌,犹仿佛故事;九寺五监,尤为空官”。为了分散官员的权力,宋朝在架构上重复制衡,设置了大量冗官、废官。一个宋朝的官员要做点实事,是非常艰难的,因为财权、人权都分散得很开,需要牵涉很多本不相关的官僚进来,还需要通过重重手续、层层审批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限制了野心家的行为,但也导致仁人志士无从施展。纵观宋一代,人才济济,群星璀璨,多有一腔抱负,但能有所作为的寥寥无几,到最后风流才子都“且去填词”了。

宋朝这种强干弱枝的局面,排除了内忧,却逃不过外患。金兵南下,各地方州府根本无力抵抗,甚至都无法组织有效的撤退,因为做一个决策需要征求太多人同意了。金兵长驱直入,兵临汴京城下,朝廷上文武百官还在没完没了地走程序讨论审批,流程都没走完,就已经国破家亡了。

同样的的“文官体制+集权模式”被后世的明朝所继承,同样的悲惨结局也降临在明朝头上。汉人政权,两次亡于外族,不可以不反思。

图6:平衡是一门很深的学问

汉唐之亡,亡于内忧——地方强,朝廷弱,以至于豪强纷争,藩镇割据;宋明之亡,亡于外患——地方弱,朝廷强,外族一旦入侵攻破首都,地方政府再无力阻挡,顷刻瓦解。朝廷与地方,仿佛一个死结:地方太强,朝廷太弱,政局不稳,尾大不掉;朝廷太强,地方太弱,又强干弱枝,一损俱损。正是这样一个结,让代代王朝在左右摇摆中逐渐窒息。

03权力的游戏背后是什么力量在驱动?

若说泱泱几千年,都是一场朝廷与地方博弈的“权力的游戏“,这解释了千年来王朝更迭的规律,却没有解释清楚”周期“——为什么是300年?

要解释这个问题,有人发现了一个基本同步的气候变化周期。

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也显示,过去两千多年的气候冷暖变迁,与我国历史上一些朝代的兴衰更迭存在对应关系,大多数朝代的垮塌都是发生在气候变冷的低温区间。这一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学技术部等共同资助,相关论文已刊登在我国权威学术期刊《中国科学》杂志上。

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,在 1972 年发表的「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」中,结合史学、物候、方志和仪器观测,将过去 5000 年的气候变化大致划分为4 个温暖期和 4 个寒冷期,他们分别是:第一个温暖期的夏、商、西周;第一个寒冷期的东周;第二个温暖期的两汉;第二个寒冷期的三国魏晋南北朝;第三个温暖期的唐朝;第三个寒冷期的五代十国两宋;第四个温暖期的明朝;第四个寒冷期的清朝。巧合的是,不同冷暖期所相对应的朝代,也正是王朝兴衰更替的关键时期。

图7:气候冷暖与王朝兴替对应

气候对我国朝代更迭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,总的认为,中国气候变迁对历史产生的影响主要是,引起农产品产量的变化,进而影响税收和人口;加剧劳动生产率的下降,造成饥荒、战乱等等。

如果仅仅止步于此,未免过于简单粗暴。如果我们再深入分析一步就会发现,气候只是影响社会生产力的一个因素,它直接影响的只是农产品的产量。真正推动王朝更替的驱动因素,应是生产力,它决定着一个社会能同时养活的人口数量,进而又决定了利益的分配规则,即上层建筑。

古代的中国,地理环境相对封闭,其土地资源是非常有限的,在古代生产技术底下,有限的耕地与有限的生产技术只能养活有限的人。

每一次大一统朝代的建立都意味着规模战争的结束,民众得以休养生息。老百姓把在战场上的力量都改用在种地生娃上,人口连年增长。百余年和平下来,社会历经几代人繁衍生息,人口已经超出了土地的供养极限,加之私有制下的土地兼并,大量人口失去土地变成流民,构成了不稳定因素,随着气候的周期性变化等造成自然灾害,活不下去的人就只能造反。既得利益集团内部利益分化,地方势力经过几代积蓄增长,而朝廷力量却在此起彼伏的平叛中削弱,当地方势力足以与朝廷力量抗衡,就参与到了造反大潮中。等国家动荡上几十年,人口死剩几分之一,或许是反动力量获胜,新王朝就诞生了,又或者是朝廷获胜,带来一段中兴,一个能修生养息的盛世又来了。其兴起百余年,衰落百余年,刚好三百年左右。如此循环往复,周而复始。

图8:封建王朝发展曲线

由此出发,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:盛世的人口膨胀是因,衰败是果。王朝盛世,无一不是衰败的开始:

大汉王朝,西汉从“昭宣中兴”开始走向衰落,东汉又是从“明章之治”开始滑坡;

大唐帝国,从“元和会昌中兴”后走上了下坡路。

大明,从“弘治中兴”过后一蹶不振;

大清,从“康雍乾盛世”之后再没能回到巅峰……

究其根源,也许正是盛世的人口发展迅速与生产力发展不协调激化了人地矛盾,从而触发了王朝衰落的开关。在盛世的巅峰,就埋下了衰落的种子。

04我们应该怎样总结?

综上所述,我们可以这样去总结:

封建社会自身的局限性(如古代中国地理上封闭,土地资源有限,历代重农抑商导致产业单一,经济基础薄弱,古代农业生产技术的水平等)决定了能养活人口的上限。当人口数量突破这个上限或者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影响土地产出,人地矛盾就会激化,土地兼并最终把人地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,引起社会动荡。当动荡打破了朝廷与地方的力量平衡,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。一个王朝从一统天下到盛世,突破人口上限,再从盛世衰落,又中兴,再次衰落的一个完整周期,正好三百年左右。

若要打破周期,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扩展这个可承受人口数量的上限——发展生产力或者扩展土地资源。

或许更多人关心问题的是,我们现在跳出这个周期律了吗?幸运的是,我们已经摆脱了封建社会的桎梏,生产力的发展,社会产业的丰富,工商业的发展也让我们逐渐降低了对农业的依赖,突破了农业社会的局限性,现代社会的人地关系关系更加自由,空间也更加广阔,对于未来,我们有理由作更多乐观的想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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